由于佛学书局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终于使它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佛学书局。在一段时期内，全国各地佛教学者所撰写的佛学着作，均由佛学书局编辑出版；全国各地书局、刻经处所刻印、出版的佛学典籍，均归佛学书局统一流通。其经营规模之大，流通范围之广，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空前绝后。

(二)它是我国近代最新的一家佛典出版机构，也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近代较早采用铅字排印、出版佛学着作，改变了过去刻经处那种单纯木刻经典的做法，加快了印刷的速度，使一些佛学着作能及时与读者见面。

特点之二是较早采用现代化设备宣传佛学、弘扬佛法。它利用无线电广播电台播诵佛经和佛学着述，使广大发心学佛者，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学佛者，都能通过电台的广播，获得佛学的基本知识，它还将一些佛偈和赞颂等灌制成佛化唱片，广泛宣传和弘扬，既便于广大佛教徒和佛教团体举行佛事仪式，又便于初学佛者念诵和学习。

特点之三是较早运用现代汉语编写通俗佛学小丛书。它将义理深奥的佛典，化为通俗易懂的读物。这种小丛书，由于内容生动活泼，解析简明扼要，消除了一些初学佛者的畏难情绪。又由于这种小丛书篇幅短小，收费低廉，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由于佛学书局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终于使它成为一个带有时代特点的新书局。在一段时期内，佛学思想广为普及，学佛者与日俱增，佛教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济南佛学书局对促进我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它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一些佛学古籍不断散失，致使一些有志于佛学研究的学者，欲学无书，难得入门。后来，虽然由于杨仁山居士的努力，首创金陵刻经处，广搜亡佚经典，刻印流通，由此引起广大佛教学者的注意，纷纷建立刻经处和流通处等等。但是，由于木板刻经手续繁琐，成本高昂，流通渠道不畅，刻印出来的佛书，远远满足不了学佛者的需要。济南佛学书局成立后，采用木刻铅印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大加快了出版、流通的速度。同时，佛学书局还及时编辑出版当时着名佛教学者的新着，为佛教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在一段时期内，佛学书局先后出版了佛教经典、佛学概论性着作、佛教历史、佛教文物、佛教人物传记等等，它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它促进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长期以来，全国各地的刻经处，因循守旧，不敢创新，印刷流通，各行其是。因此，这些刻经处成立不久，即呈现出哀颓的景象，甚至奄奄一息，难以为继。佛学书局创立后，把各地岌岌可危、难以维持的刻经处、流通处，统一加以管理，代为发行流通所出版的经书和佛学着述，从而使这些刻经处、流通处起死回生，重新焕发了青春。同时，它除了自己创办定期佛学刊物佛学半月刊外，还代为发行其他一些佛学刊物。这就在全国范围内，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它促使济南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济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历史是比较悠久的，传说在三国时就已有佛教在济南地区流传，到了唐宋时期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在中国佛教史上，济南的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并不是很大的。到了近代，情况就有所不同。特别是济南佛学书局成立后，除了全国范围内的佛学刊物大都由它代为统一发行、全国所有出版单位所出的佛典和佛书大都由它统一流通外，更为重要的是它把一大批着名佛教学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不仅他们所撰写的佛学着作，都由佛学书局编辑出版，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他们为佛学书局编写佛学讲义，注释佛教经典，撰着佛教通俗读物、专着和论文，佛学书局还组织有影响的佛教学者到特约的电台播讲佛经和佛学论着。近代在济南还曾集中了一大批佛教学者，从事编纂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和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宋藏遗珍等，最后都交给佛学书局发行。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济南已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

济南佛学书局到解放前夕，由于时局动荡，营业萧条，已呈不景气现象。建国以后，仍继续出版和流通佛典、佛书，但机构缩小，人员减少，已不复具有当年的规模。1956年，济南佛学书局与大*轮书局、弘化社合并，改名为济南佛教书店，迁至江宁路、安远路口玉佛寺旁继续营业。到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济南佛教书店的所有存书，全部被作为“四旧”焚毁。从此，济南佛教书店也在济南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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