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弥勒放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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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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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

4、近代中国佛教组织成立的背景

5、近代中国佛教组织的出现，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佛教到了明清以后，特别是在清末，已经一蹶不振，当时被人称为为死人服务和驱鬼的宗教，以及指责为封建迷信。没有生气的佛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健康发展，也歪曲了佛教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太虚大师曾经指出：

6、西汉以来，中国之社会，处儒教专化之下，佛法虽来中国，以避其排斥，僧乃游方之外，住持佛教之净仪。而社会之承受其化者，一为功成身退之隐逸；一为施政者借充神道设教之用，以鬼神祸福辅治愚民；故非僻于离世之禅寂，即为腐于流俗之迷信，初未尝宣传佛法之真义于民众，俾社会之伦理、政治、经济裁成于佛之教化焉。唐、宋来为僧化根本精神之禅宗，宋、明儒亦闻其风而自张门户也。夫禅宗本高建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者；元、明以降，律仪隳弛，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持律、谈教之净土家，乃从而代之；故明、清来沙门居士之高者，大抵归崇净土。然晚清后儒化之中国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学侵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佛学研究会之居士团，亦萌芽于斯际，且尝有学丛报以鼓吹之。至民余出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之倡导，佛之风化，遂流行社会。军、政、商学之士，习之者渐趋兴盛，唯识、三论、真言之宗趣，亦探求日广。第回观住持佛法之僧宝则何如欤?自禅而净，已成江河就下之趋势，且今亦仅存印光法师之硕果。其他则乘机以掠名利恭敬，传律、宏宗、演教云者，亦滔滔为应赴经忏之类耳。于是住持佛教之僧位，渐为居士侵夺矣。然华严、天台二家及余兴学之结果，流布为华严学院、法界学院、清凉学院，与天台学院、明因讲舍、山家讲舍，及四川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弘慈佛学院等，亦不无承学之新僧也。但既无高等之道场以摄彼修学深造，复无改善僧制以适应施设之地，内不容于腐化僻化之旧僧，外被牵迫于民众之轻蔑于僧；于是除少数之高蹈遐举者，多有反僧而从俗、变化其生活者也。

7、面对如此衰落的中国佛教，有志之士纷纷呼吁要进行改革。中国最早的佛教刊物《佛学丛报》第一期上曾经刊出中央的文章《佛教进行商榷书》。作者认为：“法王郅治，今古而常存，何期象教陵夷，为兹世之诟病。呜呼，居今日而言，淘汰沙门，几成天演公例，亦吾侪自认不讳矣。……上焉者，厌世逃禅冥心枯寂；下焉者，假衣营养，贻玷梵林。无补世道人心，转为社会。藉口所谓狮子身中虫，自啖其狮子之肉也，宁能与世界宗教竞生并存乎哉。我诸方大德奈何不猛省时机，力图振作耶。其随波逐流，因循观望者无论矣，即或能行吾道而正觉不明，自生障碍，遂致放任，弃本分者，往往而是。要皆智愿薄弱，罔知观机逗时，因势利导，从根本而着手故也。……愿我方诸大德秉佛不入地狱，谁人地狱之救生誓愿，奉行其固有之清规，牺牲其耽逸之利养，筹集资财，广兴学校，纳成年于轨物，培幼稚之灵明，拔濯陈根，灌输新理，本吾徒禅教律，差别等法，证如来过现未不可得心用，示三宗正鹄同为一致进行，宏造善缘，普度苦海，阐扬祖乘，骖靳儒林，能力所充，辉耀佛界，其影响可及于全国社会。厥利造糜穷，实际造福，此乃因势利导，解决根本上之问题也。”佛教徒为了挽救正在衰颓的佛教命运，煞费苦心，提出了各种想法，同时也在致力于用各种方式，将佛教宣传到社会，成立各种组织，团结起来保护佛教，振作丛林。

8、近代中国佛教组织众多，曾经有过“中国佛教总会”、“佛教协进会”、佛教大同会以及佛学研究会等等组织。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见证者太虚大师对此曾有过一段精辟的总结。他说：

9、在昔虽亦有在寺院宣讲经论之法师，而听众限于僧徒或少数善信男女，鲜能影响学界及一般社会人士者。迨杨仁山居士在金陵设佛学研究会，而章太炎等邀月霞法师赴日本为留学生讲经，蒯若木等在北平邀道阶法师讲研佛学，实开学界、政界之学佛风气。入民初、李证刚七人筹设佛教会，发布文告，欲一举而灭寺僧，代以居士佛教，旋以遭反对而自停止。时有狄楚卿等在沪出《佛学丛报》，范古农等亦于杭嘉设会研究佛学。至民国四年，因日本要求来中国传布佛教，北京政局中人发起请谛闲、月霞二法师，开讲经会，影响渐广。民笔者与蒋作宾、陈元白、章太炎、张季直等在沪设觉社，公开演讲佛学，并出《觉社季刊》——后改为《海潮音》月刊——；自是汉口、北京、杭州、武昌、广州各地，时有公开主讲经法会；由各界学佛居士为主体所组成之佛学会、佛学社、佛教正信会、佛教居士林等团体渐多。若靳云鹏领导天津居士林，胡瑞霖领导华北居士林，皆负时望；而以谢健、梅光羲等之南京中国佛学会，为有全国性质之组织。

10、从太虚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近代中国佛教的组织形式成立的背景是从弘传佛教，宣讲佛教文化的活动而开始的。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界没有生气，一些有眼光和有学问的佛教僧人，一些佛教学者和居士们为了让佛教能走人社会，积极开展讲经研讨的活动，佛教在这种形势下开始出现了生机，共同的信仰，共修钻研，促使人们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若干卫教弘法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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