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佛教徒之辞亲出家，披剃受戒，并不全是舍君亲眷属而遁入空门，恰恰是发大弘愿誓以成无上之忠孝节义。今乘闲读日僧慧印所辑之洞山语录，见其卷末收有良价禅师的两篇辞北堂书，从中足可见到佛教徒比世俗更重忠孝。以故诌成此则短文，聊解世俗之惑，更勖出家之众云尔。
母子之情，亲子之爱，人皆如此。从洞山禅师母亲的致书可以见到，她虽然同意了洞山出家，而内心却十分难以割舍。兹录片语，即可见其一斑。
吾与汝夙有因缘，始结母于恩爱情分。自从怀孕祷神佛，愿生男儿，胎胞月满，性命丝悬。得愿遂心，如珠爱惜，粪秽不嫌于臭恶，乳哺不倦于辛勤。稍自成人，遂令习学，或暂逾时不归，便作倚门之望。来书坚欲出家，父亡母老，兄薄弟寒，吾何依赖！子有抛娘之意，娘无舍子之心。一自汝住地方，日夜常洒悲泪，苦哉苦哉！……
如此骨肉情深，何止形诸纸墨者哉！然其形诸文字者，即令不忍卒读了。若不理解洞山禅师之大愿，则对大师之出家将不啻是不可理解，反而会将他的无上大慈当作大忍。但当我们一读辞北堂书后，即知大师不只是极尽人伦之礼，而且立誓要荷担如来之菩提，拔济历劫父母于三途。由是可知，披剃事佛，不只是不违世法之孝道，相反，它还是一种最完美的报父母恩的行持之道。还是让我们摘读洞山的一段辞北堂书吧。
七月初七放生好不伏闻诸佛出世，皆从父母而受身；万汇兴生，尽假天地而覆载。故非父母而不生，无天地而不长，尽沾养育之恩，俱受父母之德。嗟夫一切含识，万象形仪。皆属无常，未离生灭。虽则乳哺情至，养育恩深，若把世赂供资，终难报答；作血食侍养，安得久长！故孝经云：“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不孝也。”相牵沉落，永入轮回，欲报无极深恩，莫若出家功德。载生死之爱河，越烦恼之苦海；报千生之父母，答万劫之慈亲，三恩四有，无不报矣。故经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良价舍今世之身命，誓不还家；将永劫之根尘，顿明般若。伏惟父母心开喜舍，意莫攀缘，学净饭之国王，摩耶之圣后。他时异日，佛会相逢，此日今时，且相离别。良非蒙违日旨，盖时不待人。故云此身不问今生度，更向何时度此生。伏冀尊怀莫相寄忆。
书后附诗二首，此处暂不赘录。北堂一词典出诗经·卫风，后专为慈母尊称。从良价禅师母亲的信中可知：“父亡母老，兄薄弟寒”，大师的尊母正处风烛残年。站在世法的角度上看，骨肉之亲，母子情至．人尽皆同，因此，洞山禅师并不是一出家便舍家，而是于出家之后具书辞呈。这与世俗所谓的“出家便是无家”，甚至而六亲不认判然不同。今读洞山禅师此信，不止是可以纠正教外对佛门辞亲的偏见，而且可以使教内二众端正报“四恩”的态度，从而达到圃融世出世法的境地。
洞山禅师之辞北堂书，篇首即列天地父母之恩，然于父母养育之恩，以“世赂供资，终难报答；作血食侍养，安得久长!”佛门之报恩，非同世俗之以利养供之，而在于先自身修证佛果，然后再度父母出六道之中。因此，良价禅师之慈母在收到大师的两封信后，深明了佛法大义，作回书云：“今既誓不还乡，即得从汝志。不敢望汝如王祥卧冰、丁兰刻木。但如目连尊者度我，下脱沉沦，上登佛果。”可见，区区细微利养，不足以显佛门之大慈大悲，也非佛门法施之最了义。因而，举凡发大愿誓出家的宗师，其辞亲并非不孝不悌，反而是行最究竟的大孝大悌，这是世俗所不解佛教徒辞亲出家之处。今以洞山禅师辞北堂书以明之，足以解世人之惑，亦可避外道之诬。
其次，佛教徒之自度度亲，还不算是佛门行持之最了义。作为一个觉行圆满的大德，将会力争成此四弘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见坛经)因此，洞山禅师中在辞北堂书中。不只是表明了自己将以成无上正道来报母亲的养育之恩，且还誓愿要“报千生之父母，答万劫之慈亲”。佛教是讲缘起的，依缘生之理而论，一切合识之流转，前无起点，后无终点，唯有修证佛法以出常流，方免流转。若此则无始劫以来，以因缘和合之故，则将有无量世之父母，亦将有无量世之子孙，这在慧远法师的三报论及明报应论中均已论及。因而，佛教在报父母恩中，就远不止局限于报今生父母这个圈子了，它有点类似于孟夫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佛法之慈悲度生，已远远地超出了孟子的仁义与恻隐之情：站在方便的角度上讲，佛门所报的四恩中有父母恩与众生恩之别；站在不二法门的境界上讲，众生恩与父母恩并无根本差别，但有“众生无边誓愿度”之大愿。千生乃至旷劫乃至旷劫之父母，有的可能出了常流，但诸多尚沉沦于六道(尤其是下三道之中)，因而，佛教徒之辞亲出家，立誓要报父母之恩，其实质上与报众生恩是统一的。“谨具尺书辞眷爱，愿明大法报慈亲”，从洞山禅师辞母的诗偈中，足可见出大师报恩愿力的弘深。惟其有此誓愿，大师不只是成就了无上之佛道，而且还亲创禅门曹洞一宗。
此外，站在语言文字的角度上讲，洞山禅师的两封辞亲书，均援引了外典，也不违世情。诸如上信中之篇首由世法入题而谈，且援用儒典孝经中“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不孝也”之语，足以见到大师在修证佛法时，并不违世法。在后寄北堂书中，大师云：“阿兄勤行孝顺，须求水里之鱼；小弟竭力奉承，亦泣霜中之笋。”这中间就用了两个典，一是晋代王祥卧冰得鱼之典，二是三国时孟宗哭竹出笋之典。王祥、孟宗均以孝行动人而名垂后世，以故元人郭居敬将他们辑为二十四孝。正因为大师能援引儒典世法之语，以故字字动人心曲，语语不违孝行，读之颇似有世间陈情表之韵格。在另一方面，大师之援引儒典世法语以辞母，亦是大师的一种善巧方便。记得大师在沩山与云岩处参“无情说法”公案时，二位大师均有“我说法汝尚不闻，岂况无情说法乎”之语。同理，倘使大师在这里以出世间法之语来开示慈母，其母未必一闻即晓，而大师籍世法以开示出世间法，不啻使慈母心开喜舍，而且也使她明白了大师的出家修行、自度度人，乃是深报四恩的大行。“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洞山禅师之辞亲书圆融世出世法，非特于开示世人饶有益处，也显现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义趣。
也许由于洞山禅师的师承原因，曹洞一宗在修出世间法的同时，兼融了世法的某些合理因素。他所创立的“五位君臣”法门，未免不从云岩所传授的宝镜三昧歌中受到某些启示和影响。从他的辞亲书中重孝行这一点，即可从宝镜三昧歌中找到些理论依据，诸如“臣奉于君，予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等语即是。要而言之，出家与孝敬父母，修佛法与圆融世法，并不相违替。今之佛弟子，读洞山之辞亲书，也会理解儿子出家乃为一大事因缘，顿舍攀缘之心。若能如此读洞山辞亲书，无论在家出家、均会蒙效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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