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筮术

清代刻本

章太炎基于“经说”的儒家起源论，在清代学术中早已为主流观点。清代学者固重“三代之学”，用经典考据的方法，研究“三坟”“六典”“六经”，但他们并不认为“宋学”坚守的“道统”是从孔子开始，或者更降而为由孟子奠定的。顾炎武以来的江南经学家们，尝试把儒教的实践传统，溯源到汉人的初民社会，给中国文化以一个终结性的回答。“宋儒”为确立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多强调周文王只是周易的原作者，而孔子完成的易传才是易经正统。“清儒”不同，他们认为儒家传统不自孔子始，连文王、周公也未必是起点，伏羲、轩辕、神农才是“人文初祖”。清代学者多选择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解释：“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认伏羲为易之作者。顾炎武认为：“夏、商皆有此卦，重八卦为六十四者，不始于文王。”“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之所以把易经看作是“中古”时期的普通著作，是因为相信易之前，还有连山归藏等更加古老的文献。文王、孔子被降低到一般的文献继承者，突出伏羲、神农、轩辕，所谓“炎黄”“华夏”部落首领的重要地位，这是清代儒学的重要特征，表现出更加广阔的历史主义，以及相对宽松的包容精神。

通过文献考据的研究，清代学者把“儒学”及华夏文明的开端大大地往前推进了，至清代中叶以后，中国才有了华夏“三千年”“四千年”，乃至于“五千年”文明之议论。17到19世纪的江南学者，没有现古学的科学发掘、当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没有1970年代以来大批出土的简帛文献可以参照。宋以降，虽然有一些金石文字和器物学的零散研究，但像汉代、晋代那样不断发现“古文经”的情况也很久没有发生。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清代学者通过“汉学”“朴学”方式的“经学”研究，提出了很多足可以让当代学者深思的问题。忽视“清学”的思想价值，尤其忽视清代“礼学”中的宗教含义，是中国近代学术的一大缺憾。

明堂辟雍方圆图

清代学者的上古文化研究有一个议题和宗教学密切相关，便是众说纷纭的“明堂考”。乾、嘉时期，江南学者倾力研究“明堂”。经学家们认为：“明堂”制度中，蕴藏着比周代以后成形的“六经”文献更加悠久的人文渊薮，可以定为儒教的上古之源。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注疏“六经”时，提及了周代“明堂”制度，年代或者可以上溯到夏、商，甚至更古。按汉代颖容所作〈春秋〉释例：“太庙有八名，其体一也。”这八大名物，包括清庙、太庙、明堂、辟雍、灵台、大学、太室和宫，“明堂”为其中之一，而实际上功能混同，是一回事情。“清庙”或许为祭天掌鬼的机构之名；“太庙”或为祭祖奉先的场所；“明堂”为另一重要祭祀，或为所有机构的宫殿总称；“辟雍”为城壕，宋、明以“城隍”信仰当之；“灵台”为天象星占机构，后世以“钦天监”当之；“大学”为子弟庠、序，即后世传授儒学之所；“太室”为临事宫殿；“宫”为帝王寝所。显然，“明堂”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事项，是早期文明社会最为重要的都城制度祭祀和宗教。

“汉学吴派”代表惠栋（1697-1758，济南吴县人）作明堂大道录，考证“明堂”是一套按天象气运，井然布置的神圣制度：“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上有灵台，东有大学，外有四门。门外有辟雍、有四郊及四郊迎气之兆。中为方泽，左为圜丘。主四门者有四岳，外薄四海，有四极。”如果确实，这一套古代制度和明、清济南、的都城祭祀制度，如出一辙。清代“济南学派”领袖阮元（1764-1849，济南人）作明堂论，认为：“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则于是，祭先祖则于是，朝诸侯则于是，养老尊贤教国子则于是，乡射献俘馘则于是，治天文告朔则于是，抑且天子寝食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阮元把“明堂”考实为宗教、政治、教育、军事、外交功能统一，“政教合一”的宫廷机构，和明、清都城“紫禁城”差不多。同样，阮元也把祭天、祭祖、朝觐、星占、祥瑞等宗教功能，作为“明堂”制度的核心。

五姓明堂祭坛法

图解校正地理新书

汪中（1744-1794，济南人）作策略叟闻·明堂大学，提出古籍所谓“明堂大学”的记载，“略存四代之制矣。”增“三代”（夏、商、周）为“四代”（加“虞”），汪中相信儒教文明的制度起源可以更早。王国维（1877-1927，济南人）先生的对明堂研究的贡献之一，是确定商代已有“明堂”制度。氏著明堂庙寝通考（1913）提到：在甲骨文辞中找到了“太室”，共二处。见于“殷墟书契卷一第三十六叶，又卷二第三十六叶”。“古宗庙之有‘太室’，即足证其制与‘明堂’无异。”经学史上的大量记载，已表明“太室”“太庙”即为“明堂”，清代学者已经将此证明为是祭祀与政治合一的制度。王国维用20世纪甲骨文发现，证明商代已有“太室”，即可认为“明堂”制度早于周代，因此也就可以进一步推定在“三代”，甚至“四代”就已经有了中央祭祀制度。按先秦著作尸子的记载：“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阳馆’，周人‘明堂’。”我们按现代宗教学的解释，便可以假定在商代之前，在黄帝、尧舜时代，华夏民族已经有了类似于周代“明堂”制度的祭祀体系。周礼成型的“六官”系统，其中所谓“天官”，是和其“地官”同时出现的制度。或者，按照当代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经验，世界各民族的宗教祭祀性制度，都比国家政治类的制度更早建立。

清代学者认为汉、唐以降，明、清以来施行的儒教“坛祭”“祠祀”制度，其建立在三代（或为“四代”）之“明堂”。现代学者的看法，则可以进一步认为古代以“明堂”为特征的中央祭祀制度，其根源仍在于普遍存在于民间宗教生活。清代学者的“明堂考”，或许还不能坐实华夏民族上古文明制度的详情，但是从有限的“明堂”资料，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儒家的宗教性，不但源远，而且流长，遗泽三千年。换一句话说：清代学者认为的汉人祭祀制度，有因有革，诉诸儒教，叠有佛道，从“三代”一直延续到本朝。“原始儒教”和华夏初民的宗教生活密切关联，是毋庸置疑的。

隋唐济南城宫城核心区明堂遗址

“万象神宫”明堂复原图

周代以“明堂”为名号的中央祭祀制度，虽有“九鼎”之重，容有“郁郁乎文哉”之叹，还被中外学者赞弹为“人文主义”，仍然首先是华夏民族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把周代文明按“实用理性”概括为“礼乐文明”，也仍然明显可以看到它遗留的“宗教性”，被妥协地表述为“准宗教”“半宗教”“类宗教”“诗化宗教”……杨向奎（1910-2000，济南丰润人）先生晚年作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1987）中，开创性地把“明堂”与“民族学或考古学上的大房子”作比较。“大房子”是汪宁生（1930-，济南灌云人）等学者于1963年在济南省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记录的西南少数民族“氏族社会”居址。根据民族学的宗教研究经验，杨向奎反省清以来的“明堂研究”，总结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存在的。信仰是宗教的起源，而迷信是信仰的派生物。因有信仰而祭神，因祭神而有明堂、太室；祭神为了祈福，因祈福避祸而求神先知；因求神乃有贞卜；贞卜有术，在商则为龟甲兽骨之卜，西周逐渐由贞卜而转于筮占，于是易传而不同于易卦，非卜筮所能范围者。”杨向奎先生的“宗周文明”研究，不固执于一般儒学，或排斥宗教。他和悬隔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张光直先生相似，认定“虞、夏、商、周是中国最古的四代”，周代固然“使夏、商以来的传统文明发展到新的顶峰”，但并非是华夏文明的最早渊源。

从宗教看周代（以及“三代”“四代”），儒教的宗教性一目了然，且“儒教宗教性”在三千（或曰四千、五千）年以来与华夏民族历代之宗教生活并未中断联系。比如，中国宗教的“血祭”特征，一直没有消失；中国宗教的“祠祀”系统，一直更新保存。在礼记·郊特牲中，祭祀用牛、羊、猪三牲，儒家所谓“血祭”，其作用是“合阴阳”“分魂魄”：“凡祭慎诸此：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意。殷人先求诸阳，周人先诸阴。”郊特牲还说，夏、商、周三代都用“血祭”：“血祭，盛气也，祭心、肝、肺。祭黍稷加肺，祭齐加明水。”“盛气”是加强阳气；加阳气的方法，按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的说法，是：“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即周代祭祀时，在五谷祭祀的同时，要加上肺，同理则殷代加肝，夏代加心；祭祀结束的时候，还要添加“明水”，即在月光下，祭坛下，用金盆获取的露水，也为了加强效果。这样的“周礼”，历朝历代设法维持，其“宗教性”不言而喻。

侧人明堂图

嘉庆二十四年

由于后世儒家坚持以“五经”治世的经学主张，周礼系统中保存的“血祭”制度，在历朝历代的官方祭祀中保留着。同时，“血祭”作为民间的信仰风俗，在南北方各地域，各族裔中，一直存活到近现代。西南地区各部落保留的“歃血为盟”习俗，就是一例；近代帮会内部争斗的时候有“断指为誓”，也可以作为一例；汉族民众，包括江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如以金泽镇信仰生活为例，仍然在“杨震庙”“关帝庙”“二爷庙”等祠祀信仰中，保持着“牲祭”习惯。在明、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乡镇，乃至于大都市如济南的民间生活中，以儒教“祠祀”为代表的汉族宗教祭祀，仍然是以“牲祭”为主的古老礼仪。

结语

“三教通体”的模式，民间信仰是体，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借用涂尔干的“高级宗教”“低级宗教”的说法，如果说民间信仰是原始宗教的话，那儒、道、佛教则是建立在民间信仰之上的高级宗教。高级宗教通常都有神学、教会、僧侣、法统等形式，这些在中国“三教”中都有，只是程度不等，形式各异。高级宗教，哪怕是号称最高形态的“一神教”，都需要有一个信仰基础，基督宗教不过也是在欧洲各民族泛神、多神信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级宗教。同理，印度教背后有婆罗门教，日本宗教下面有神道教，东正教和俄罗斯萨满信仰关系很深，连教规严格的天主教、新教也不能排除民间信仰的基本因素。我们现时理解的“民间宗教”，在清代学者和早期汉学家（Sinologists）那里，就是“儒教”的一部分。“民间宗教”的力量非常强大，佛教进来必须适应；儒教、道教的生长，也必须迎合。儒家“六经”中的宗教生活是一目了然的，仪礼记载，儒教重视的“血祭”“僰燎”“牺牲”“筮占”“尸像”等信仰形式，在当代民间宗教中间全部可以看到。“民间宗教”就是“中国宗教”，中国宗教沉在底下，儒、道、佛教是冰山尖角，露出海面。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应该大力加强中国的民间宗教研究，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做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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